第三章
玉縣曾經兩易其名——明代時它叫過侑縣。縣誌記載，歷任縣令以好客聞名，上行下效，百姓遂以好客為榮，於是菜酒業受益，然而世風卻日漸輕佻了。其實呢，設身處地想一想，地處偏僻的山坳之間，好客是多麼正常的人性表現！所謂世風怎樣，也許只不過是不喜歡「侑」這個字的人的借口。清中期的時候，某任縣令上奏朝廷，力陳應將「侑縣」更名為「郁縣」的好處。皇上認為他言之有理，批准了。改為郁縣之後，茶酒業並未因而衰弱，好處卻明顯地產生了，便是從官到民，不僅在乎經濟，也開始重視教育，重視文化，知書達理的人多了，此後出了不少舉人，秀才在人口比例中一年比一年高了。郁縣先人們的大遺憾是不曾出過進士。但他們當年也有一傲，便是直至清朝瓦解，總共出了三位孝廉。「孝廉」相當於全國道德模範，對於偏僻的山裡的一個小小縣城，那確實是殊榮。因為秀才、舉人，包括進士，說到底都是一考定終生的事。孝廉卻需要民選的參與，一級比一級審得嚴。最後一關是，皇上要親閱事迹材料的。倘若欽定的「孝廉」名不副實，君臣面子上都不好看。
解放後某年，全國對省、市、縣之名進行了一次統改，「郁縣」又在那一次更名為「玉縣」了。這是因為，「郁」字雖有意思甚好的一面，如「郁乎其文」、鬱鬱蔥蔥；但也有意思不好的一面，如憂鬱、鬱悶——而改成玉縣，那就將經濟、教育、文化、官風、民風，一切好的方面都容納在內了。改為玉縣以後，玉縣人津津樂道的，就是玉縣也出了幾位開國將軍和副部以上幹部了。
一九八二年的玉縣有六七萬人口，這是專指縣城內人口，不包括神仙頂這樣的周邊山裡的農村人口。它的三面都是丘陵，一面臨江。江叫鏡江，常年處在流緩波平的狀態。絕不是一條徒有其名的江，挺寬挺深的。江的中航線能行兩層的輪船，乘輪船半日後可到達下游的一個地級市，叫臨江市。從臨江乘列車，十幾小時後就到貴陽了。
玉縣擁有風景旑旎的山光水色。
為我接生的女人姓方名靜妤，那年三十七歲。她丈夫叫孟子思，比她小兩歲，他們當時沒孩子。
方靜妤那一門方氏家族，在玉縣不但歷史悠久，而且是望族。這一家族歷史上出過多位舉人、一位進士，秀才之多更不必說了。還出過一任玉縣縣令，縣誌上記載他政績可嘉，遺留在民間的口碑相當之好，屬於勤政親民、兩袖清風的一位縣官。還出過兩位孝廉——全縣一百五十幾年間就出過三位孝廉，方氏家族居然有兩位！以上種種，使方氏家族在縣誌上佔有重要篇章，在前幾代玉縣人的記憶之中也籠罩著經久不褪的光環。
近代以來，方氏家族的人主要致力於民間教育事業，方靜妤的祖父輩中，有人或與那時的黃炎培、陶行知、宴陽初見過面，交流過「教育救國」的心得，或書信往來頻頻。
他們對玉縣的最大貢獻，便是使玉縣有了一所主要由家族出資創辦的護士學校，簡稱玉縣護校。直至一九八二年，玉縣護校在全省仍頗著名。它培養出的護士不僅僅是護士，同時還具有相當專業的接生水平。方靜妤的祖上們創建這一所護校，當初也是因為考察到了周邊山裡的農村嬰兒出生的存活率甚低，急蒼生之所急。她的父親多年擔任護校校長，母親則是終身教師。由她父母接生的玉縣人及山裡的人，誇張點兒說，幾乎可用「不計其數」來形容。方靜妤十九歲從護校畢業後，既在學校當老師，又常年進山義診，所接生的孩子也差不多近百了。
一九八二年，方靜妤已是護校校長。
孟子思是「文革」中貴州大學歷史系的工農兵學員，畢業後留校，不久由於參與了反「四人幫」的活動，被打成了「現行反革命」，在一次勞改勞動中突發隱病，昏厥於地，幸虧方靜妤到山區義診經過那裡，及時救了他一命。後來，他倆暗中相愛；「文革」剛一結束，如願以償結為夫妻。一九八二年，適逢中央推行「知識化、年輕化」的提干方針，孟子思遂成為臨江市最年輕的副市長。他每星期起碼回玉縣一次，與妻子團聚。工作一旦忙起來，十天半月才與妻子見上一面也是常事。他是副地市級幹部，玉縣是處級縣，他如果提出調到玉縣，組織上無法安排，況且臨江市也不會放他。他知道組織上會感到為難，就幾次打消了調到玉縣的念頭。與妻商議時，妻子也堅決反對。畢竟，臨江市的平台大些，對他的個人前途有利無害。上世紀八十年代初，一批無任何政治背景的知識分子有幸躋身政界，被視為改革開放的重要成果，所以那也就不僅僅是個人希望怎樣的事了。方靜妤調往臨江卻容易多了，只要她願意，玉縣和臨江市的組織部門都樂於成全，一紙調令而已。但她不願調往臨江。她對護校的感情太深。她的祖父是玉縣民盟的創建者；她父親「文革」前一直是玉縣的民盟主委，也就是「一號人物」。一九八二年的方靜妤，也成為玉縣民盟的主委了，順理成章地當上了縣人大的一位副主任，唯一的女副主任。她對身兼什麼官職並不在乎，但玉縣的民盟組織在「文革」中受創嚴重，一九八二年時剛剛「起死回生」——玉縣民盟也等於方氏家族留給玉縣的寶貴遺產，她這位家族正脈的唯一「女掌門人」，不可能不心懷一份責任，使之重新在改革開放中發揮積極作用。
好在，方靜妤也罷，孟子思也罷，都是事業型的人，對於兩地之愛，倒也極為適應。由適應而習慣，由習慣而挺享受，反而愛得美哉悅哉，其樂陶陶。一九八二年那時，中國兩地分居的夫妻多了去了，對於中國人，那似乎不是什麼大不幸。
方靜妤對於我父母將我遺棄在她家，所持的是一種不予苛責的態度，甚至也可以說是一種正中下懷、樂於接受的態度。
因為不但她已記住了我父母的臉，別人也記住了，以她的人脈和關係網，若想找到我父母，那還不是易如反掌？
但她似乎根本不打算那麼做。
她對那位鄰家阿婆說：「等三個月再做決定吧。如果那夫婦倆後悔了，自會來認這孩子。他們不來的話，證明他們是鐵了心要遺棄這孩子的。既然那樣，找到他們又有什麼意義？」
三個月內，我父母沒再出現。
她說：「多等三個月吧。」
又過去了三個月，我父母還沒出現。
而我，由「人之初，肉一團」一晃長到了半歲。「肉一團」的我也罷，半歲的我也罷，對自己的命運將會如何是完全沒有「自己意見」可言的，只能任人棄或留。但我已經開始咿呀學語了，而且喜歡笑。我被照料得特別周到——一位堪稱育兒專家的護校女校長和一位盡職盡責，在我之前替別人家帶大過數個小孩子的老阿婆「精誠合作」，能照料不好我嗎？對我的營養供給也很多樣，應有盡有，別提多麼全面。可以這樣說，在當年，在全玉縣，能受到我那種悉心照料的小孩，肯定少之又少。這顯然是我愛笑的大前提。我在人世間最初熟悉的臉不是我父母的，而是方靜妤和那位阿婆的。雖然這兩位女性的年齡不同，有一點卻是相同的——臉上似乎都煥發著使我覺得被愛的光。我不騙你們，半歲的我已經能從人的臉上感受到自己是否被愛了。這兩個女人的懷抱，是我覺得最溫暖、最舒服，也最安全的地方。我一看著她們的臉就會笑起來，那是不由自主的，本能性的，取悅的笑。是的，那麼小的我，我想我已經開始無師自通地「學會」取悅於愛我的人了。是否也有感激的成分我說不清楚。大概不會吧？誰知道呢。不論她倆誰抱起我，我都會很快就入睡了。
後來，我叫那位阿婆於姥姥，因為她姓於。
她曾對我說：「你小時候笑起來可招人愛了，你媽一看著你笑的模樣，就忍不住要把你抱起來。你小時候也沒怎麼哭過，就哭過兩三次，每次就哭幾聲。」
那時我還不知道我被父母遺棄的事，但已經聽過一些關於天使的故事了。我就想，我多幸運啊，從小被兩位天使般的女人愛著，太沒理由哭了啊。
半年後，也就是一九八三年的三月，我成為了一個玉縣縣城裡的人，我的姓名被加添在我母親方靜妤的戶口上了，我前邊一頁印著「孟子思」三個字。戶口上註明我是他倆的女兒，於是，他倆成為了我的父母。母親堅持我隨她的姓，父親為我起名方婉之。我的出生日是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四日，我母親不想改變我事實上的出生日。
二十六年後，我對我的出生相當困惑——因為，我不能確定究竟是我的生母給了我生命，還是我的養母給了我生命。當時，如果不是養母及時出現，在她家中，在她的床上憑著豐富的接生經驗將我接生下來，我也許生下來的同時也就死掉了，甚或也可能要了我生母的命。後來知道，我在生母腹中的胎位不正常，專業的說法是「橫胎」。接生「橫胎」幾乎所有婦產科醫生都會「頭大」，最保險的方法是剖腹產；而當時實行剖腹產是不可能的——我的「校長媽媽」是擔著極大風險把我接生下來的。她當時覺得為了拯救大小兩條性命，冒那種風險是值得的。如此說來，是不是也等於我的養母給了我一條命呢？
「校長媽媽」是我對她的昵稱。
我三歲以後才開始與我的養父親近起來——不，既然戶口上都印著我是「女兒」而不是「養女」了，那麼我應該對他以父親相稱。父親回到家裡大多是在晚上，第二天又不斷有人來看他，與他聊大人們之間的各種各樣的事，所以他的心思不太能集中在我身上。我雖然叫他「爸爸」叫得也很親，但卻認為他主要是回家看我媽媽的，他愛我也似乎更是因為媽媽愛我。從小孩子的感情上講，我覺得我與於姥姥的關係比與爸爸的關係還親呢。
我不知道自己的真實身世，這令我的童年非常幸福。我的經歷後來使我明白了這樣一種人生真相——一個人知道的事情多少，與他的幸福感往往成反比。知道得越多，很可能越不幸福。而知道得少，甚或某些事壓根不知道，幸福感有時還會高些。想想吧，有的人明明知道某事的真相，不能說或不敢說，命令自己必須帶到棺材裡，他或她死到臨頭時該是多麼地不甘心？人不甘心地死去還有什麼幸福可言呀。
對於我成為方靜妤校長和孟子思副市長的女兒這件事，玉縣的一切人都是樂見其成的。校長媽媽在為我上戶口時，呈交了一份「情況說明」——她在「說明」中保證，不論我的生母生父何時前來認我，她都會持歡迎態度，並會促成我與生父生母骨肉相認。
除了派出所的人知道我身世的真相，就只有極少極少的人知道了，於姥姥是其中之一。他們都是守口如瓶的人。保守那樣一種秘密，對於他們可不是心有不甘的事——這屬於極少數知道得多而又不損害自己幸福感的事。民間對這樣的人、這樣的現象一向是正面評價的，曰「嘴上積德」。他們尊敬我的校長媽媽和副市長爸爸，皆以守口如瓶證明其敬不偽，分享著我爸媽的「天賜」之喜。的的確確，那個家因為有了我，原先的兩口變成四口了（我爸媽也視於姥姥為家庭成員之一，她自己也這麼認為），我給那個家帶來了兩口人時少有的歡聲笑語，主人和客人之間的話題，往往也圍繞著我了。
一過三歲，我就入幼兒園了。當年全縣城就一所幼兒園，是為幹部之家和名流之家開辦的，而且是公辦，下屬於縣政府機關事務管理科。在縣城，退休的老科長們當然也都被尊稱為退休老幹部。重要的節日里，在職的各單位領導，照例也是要慰問慰問的。至於名流，當然也是有的——文化局、教育局所管所統戰的人，不少便是玉縣名流。「文革」前縣裡有劇團，「文革」中還「打倒」了幾名「反動藝術權威」吶。至於我校長媽媽，更是名流中的名流了。
縣城裡的大人，從幹部、名流到庶民百姓，都稱我媽媽方校長；我從小耳濡目染，記不清從幾歲開始，對別人提到我媽媽時，也喜歡說「我校長媽媽」了。
我那麼說對別人是一種暗示，好使別人立刻明白我是誰。而別人一明白我是誰了，對我會頓時刮目相看起來，態度也就不一樣起來——大人們會誇我幾句，而孩子們則滿臉羨慕。
我很享受那一點。我的虛榮心那時大為滿足。
是人都有虛榮心，這已無須證明。
我想，所謂虛榮心，無非是那麼一種心理感覺。一個人並沒做過任何值得別人刮目相看的事，或那事掰開了揉碎了說並不可贊可敬卻仍會被刮目相看；明明沒什麼資格獲得，卻又特享受，可不等於虛榮嘛。
但一個人究竟從幾歲開始就有虛榮心了呢？
自然因人而異。
而我在入幼兒園之後就有了。
我入的幼兒園既是那麼一所幼兒園，各方面條件肯定是令家長們滿意的——都是不一般的家長啊。一位退休的小學校長被返聘，成為幼兒園的園長。老師們都是高中畢業生，錄用時對她們的形象也是有要求的。
我在幼兒園屬於一個被重點愛護的孩子。園長和老師對縣委書記和縣長的孩子愛護得有多上心，對我也做得絲毫不差。
接送孩子都是各家阿姨的事。
當年在玉縣倒是沒有小汽車接送孩子的現象——除了縣委、縣政府各有兩三輛舊「上海」和帆布篷的軍用吉普，全縣還沒有一輛私家轎車。吉普是必須有的，因為幹部們下鄉，行的都是山路，吉普底盤高，也比轎車有勁。
各家的阿姨接送孩子，或背或抱，或用自行車托帶，或用小孩車推回家去。反正縣城本身範圍就不大，遠也遠不到哪去。
每天接孩子時，排在幼兒園門外的小孩車，會成為一道吸引眼球的風景線。於姥姥推著接我的小孩車，是我爸求人在上海買的，顏色漂亮，樣式新穎——起碼在當年的中國是新穎的，特別美觀。
我坐在那樣一輛小孩車裡，於姥姥推著我不慌不忙地前行，捎帶為家裡買東西，所到之處，想不吸引眼球都不行。而於姥姥對於我們那麼吸引眼球也是很愉快的。
我自幼成長的家是完全可以用「家園」來形容的。它在一條幽靜的小巷裡，是方氏家族的祖產，「文革」時期曾被充公，「文革」後歸還在我媽媽名下了。
我的家佔地半畝有餘，高而窄的雙院門，木質依然堅硬無損，包門角的銅飾雖然已看不出是銅的了，但兩隻銅環卻很亮，那是人手的作用。合頁換過幾次了，開關門時絕不會發出刺耳之聲。進了門，沒有影壁，直對正房。正房是客廳，近三十平米，藤椅木椅可供七八人坐談，連著十三四平米的套間，是我爸媽共有的書房。右廂房是我爸媽帶衛生間的卧室，我很少進去。左廂房三小間——我小時候與於姥姥共住一間；上中學後獨住一間；另一間是廚房。院門兩側，一是廁所，一是堆雜物的小倉房。我家的房間，包括倉房和廁所一律是磚板結構的；窗檯以下是青磚，青磚以上是優質的厚硬木板；房頂卻是傳統的魚鱗瓦鋪成的。這一傳統不只是美觀不美觀的選擇，也有經濟學方面的考慮——如果換一片或幾片瓦，由於魚鱗瓦小，花費便少。我家院子挺大，起碼對於小時候的我來說夠大。院子里有桂花樹和海棠樹，三角梅。正房廂房的窗前都種著美人蕉，或開紅花，或開黃花。因為有院子，所以我說我的家算得上是「家園」。實際上縣城裡有院子的人家不少，估計在三分之一左右，區別僅僅在於大小，美好或破敗。所有人家都是老方磚地，我家也不例外。玉縣是濕氣較重的地方，木板地太容易腐朽了。一般人家的房子也基本是磚木結構的，若蓋時為了省錢，下半截就用石塊代替。
縣城裡當年有下水系統的民宅全集中在兩條巷子里，我家所在那條巷子叫前巷。一般人家將那兩條巷子叫「文明巷」，將我家那樣的人家叫「文明人家」。這種叫法據說是從民國時期沿襲下來的，主要是指兩條巷子里到省外甚至國外求學過，成為「新派文化人」的子弟多。但一般人家對於「文明巷」的人家只有羨慕，並無妒憎——畢竟，那種差別是歷史造成的，也是前幾代人留下的。解放後仍住在「文明巷」的人，老老少少都是言行謹束，低調處世之人。有時高調的，也許要數我的校長媽媽了。她若對某事態度強硬起來，連縣裡的領導們都有幾分怵她。但「某事」肯定是為公為民之事，她從沒因為一己私事急赤白臉過。
我小時候，常聽初到我家的大人稱讚我家房子品質好，院子如花園。我對這一點沒什麼特別的感覺，因為我還不曾去過任何別人家，我以為世上所有的人家全都是我家那樣的。並且，對於一個學齡前的小孩，幸福不幸福，家怎麼樣，有沒有院子，有什麼樣的院子其實不太主要；爸爸、媽媽和於姥姥非常愛我才是最主要的。他們是否是受人尊敬的人也很主要，不知為什麼我對這一點自幼特別敏感。至於家，對大多數沒到過別人家的小孩子來說，但凡像個樣子肯定就是溫暖的家了。
我上的自然是全縣最好的小學。
有一點我記得特別清楚，那就是成為小學生以後的我，更喜歡在同學面前說「我校長媽媽」如何如何，怎樣怎樣了。
我媽媽終於知道了。
有一天她對我說：「你喜歡那麼說，沒什麼不可以的，但最好不在別人面前那麼說，在家裡跟你爸、跟於姥姥那麼說媽媽聽著也挺高興，以後只在家裡那麼說吧。女兒，你要給我認認真真地記住，絕對不許你在任何別人面前說『我副市長爸爸』怎樣怎樣——絕、對、不、許！記住了？」
我被媽媽的嚴肅勁兒嚇著了，瞪大雙眼看著她的臉，都忘了對她的話做出反應了。
媽媽又問：「長大了，不願聽媽媽的話了？」樣子還是那麼嚴肅。
我這才搖搖頭，眼淚快掉下來。
「那就要說記住了，對大人的問話要回答。」
分明地，在沒聽到我的回答之前，媽媽不想結束對我的教誨。
「記住了。」我的眼淚再也忍不住了，斷了線的珠子似的往下掉。
「別那麼委屈。大人說幾句就哭的孩子不是好孩子。總是喜歡讓別人知道自己的爸爸媽媽是什麼人的孩子，更不是好孩子。那是最沒意思的話，那樣的孩子令別人討厭，明白嗎？」
「明白。」
她親了我一下，轉身離開了，還對門外的於姥姥擺擺手，阻止於姥姥進屋哄我。
我心裡確實有委屈。
才小學二年級的我，難以理解一個孩子如果以自己的媽媽為榮，希望別人知道自己的媽媽是誰，怎麼就成了不對的事？也許因為個中道理講起來挺複雜，所以媽媽採取了簡而告之的方法。
從那一天起，我再也沒對別人說過「校長媽媽」這四個字，連對爸爸和於姥姥也不那麼說了。雖然媽媽允許我在家裡那麼說，但對於我，只有在對別人那麼說時才有意義啊，對爸爸和於姥姥說有什麼意義呢？沒意義的話不是沒意思的話嗎？所以我對誰都不那麼說了。
我成為初一女生後，沒用誰再教誨我，我很快就真的明白了，總喜歡讓別人知道自己的家長高人一等的中學生，確實是令別的學生討厭的。
成長使我明白了這一點。生活使我明白了這一點。所以我對媽媽在我小學二年級時的告誡，內心裡產生了感激。
某些令別人討厭的事，家長能在孩子小時為其打預防針，對孩子實在是幸事呀！
然而我的小學老師們還是幾乎都對我另眼相看——最年輕的一位老師，是我媽媽接生的。
而我的同學們，不論在哪兒見到了我媽媽，幾乎一律都會說「校長阿姨好」。幾乎每一個同學的親人中，都起碼會有一人是我姥爺、姥姥或他們的學生接生的。這也使他們想不對我示好都不可能。
我媽媽千真萬確是玉縣名人中的名人，在玉縣比我爸爸有名多了。有一位名人媽媽，小孩子自然也會被媽媽的光環所照耀。而有光就有陰影，如此也可以說我是在名人光環的陰影下長大的。
小學三年級的時候，我成為班裡的語文課代表。這倒與媽媽的光環沒什麼關係，是因為我的語文成績一向很好，我的作文常被老師當成範文在班上讀。當然嘍，說到底還是因為我有那樣一個家，家裡書多。不僅成人書多，小人書也多，一百多本呢，幾乎可以開小人書店了。我爸爸的業餘愛好之一是收藏小人書，他也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讀書達人。如果一個孩子的爸爸是大學歷史專業畢業，最喜歡讀的還是文學著作和哲學書籍，那麼這個孩子每次與爸爸的閑聊都不會是一般的聊天，文化上、修養上的所謂潛移默化和潤物細無聲，都會在這個時候發揮作用。
我成為小學生後，開始有點兒戀父了。每次他回來，我都會纏著他讓他給我講這講那。他講什麼我都覺得吸引我，都覺得有趣、愛聽。他能背許多古詩詞，為了使我欣賞到詩句的妙處，還會畫圖給我看，如「半截雲藏峰頂塔，兩來船斷雨中橋」這樣的詩句——當時我理解不了，船怎麼就能把橋給斷了？但依然覺得美，覺得讀起來琅琅上口。在古代，中國的先民將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概括為「七政」，將天地人統稱為「三才」，形容旋風為「羊角」，比喻閃電是「雷鞭」，「造雷」之神叫律令，將雷用神車運到天空某處的女神叫阿香……這些有趣的知識都是爸爸在與我閑聊時講給我聽的。
我最喜歡爸爸教我對「律令」——「雲對雨，雪對風，晚照對晴空」「來鴻對去燕，宿鳥對鳴蟲」「三尺劍，六鈞弓，嶺北對江東」「兩鬢風霜，途次早行之客；一蓑煙雨，溪邊晚釣之翁」；後兩句是爸爸最喜歡的，每次吟罷總是讚歎：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」
有時我希望媽媽和我們一起對，媽媽卻總是笑著說：「別以為你爸多有才學，他那不過是現炒現賣，對你賣弄的還是小兒科的聰明。」
後來我知道，我家保留著幾冊線裝的童書，我爸爸發現了，與我閑聊之前總是先「備一下課」。
我要求自己看。
媽媽卻說：「精華內容你爸都講給你聽了，現在的小孩子不看也罷，非想看也等你中學以後吧。」
媽媽也是喜歡看閑書的人。她看得最多的是中外短篇小說。她惜時如金，主要精力用在了讀醫學書方面。
後來，我開始到同學家裡去玩了，才知道，並不是天下所有的孩子都有我那麼好的一個家。有的同學家裡很小，很簡陋——這使我一時不知所措，因為我也想邀請同學到我家玩兒。
我問媽媽我該怎麼辦？
一次也不邀請同學到我家玩，我和同學們的關係會漸漸疏遠的。
媽媽也被我的難題難住了。
她深思良久才說：「一次也不邀請同學到家裡來玩確實不好。這樣吧，選個星期天，你能請來多少同學，預先讓媽媽心裡有個數，媽媽先為他們檢查一下身體，之後你把小人書都擺出來讓同學們隨便看，這時同學們就不會太注意咱們家怎麼樣了。而且，你要先把這樣的話說在前邊——有的房間是屬於護校的，咱們家人不能隨便住。」
這不是說謊嗎？我猶豫了一下，卻沒問出口。
某個星期日同學們來時，我爸爸也在家。他和我媽媽一樣穿上了白大褂，充當我媽媽的助理。
我媽媽為同學們檢查了眼睛、牙齒、耳鼻喉，戴著聽診器逐個聽他們的心臟，某幾名同學還得到了葯。
接著，我媽媽為同學們上了一堂個人衛生課。
之後，她和我爸就離開家了，交代於姥姥幫我招待好同學們。
前些日子，於姥姥收養的一隻流浪貓生了一窩貓寶寶，同學們都被貓寶寶吸引住了。
忽然，有一名男生情不自禁地說：「你家真好呀！我也真想有這樣的家。」
當時，幾名同學聽了一下子都轉頭看著我，彷彿我說出怎樣的話，將決定我是不是他們的「自己人」。後來我多次從電影中看到類似的情節，每次看到，都會回憶起那天同學的那一句話，心裡就會感到絲絲拉拉的疼一下，儘管我說的「後來」我已經是大人了——當年的我們才小學三年級，我和他們的關係都很好。我覺得發生那樣的事實在是一種不幸。這不幸既是我的同學們的，也未嘗不是我自己的，因為我第一次說了謊話。
我的謊話比媽媽教我的謊話更是謊話，簡直可以說是一個「天大的謊話」，成語的說法是「彌天大謊」。
我當時說的是：「這是護校暫時借給我家住的地方，我們一家四口還沒自己的房子呢！」
「是啊是啊，還沒自己的房子呢，這裡再好也不是我們的家，真是愁死了！」
於姥姥也從旁幫我的話「溜縫」。
另一名女同學說：「不許再比誰的家怎麼樣了，快讓婉之拿出小人書給咱們看吧！」
我趕緊將裝小人書的紙箱搬出來，於是大家的注意力轉移了，一個個吃著於姥姥端給大家的水果和小糕點，看得聚精會神。屋裡一片安靜。
爸爸媽媽回來時，同學們已經離開了。
我向爸爸媽媽講了事情的經過，爸爸不以為然地看著媽媽，批評說：「教女兒說謊不對吧？」
媽媽表情莊重，很是無奈：「請問市長同志，你有什麼好辦法嗎？」
我爸爸張了一下嘴，沒再說什麼。
我成年以後，歷事漸多，既看到了人世間眾多人生活的不易，也體會到了種種個人責任的沉重壓力——不，有時候那簡直是壓迫啊！便由現實中看出了一種咄咄逼人的真相；有時我們明明知道自己或別人的某種做法是不對的，卻還是那麼去做了。委實是因為，除了違心地那麼做，也再無第二種正確的做法可供選擇啊！特別是在我們毫無損人利己的動念，一心想的是千萬別使他者受到什麼傷害的情況下，我們反而只有選擇不對的做法時，我對現實的態度就又多了幾分包容；對「唯正確論」者，也就常常敬而遠之了。
我甚至認為，只要人類存在一天，那種大大小小的無奈，便是人世間常態之一種。
在我小學五年級的第一個暑假，媽媽又要到山區去義診。我還從沒去過山區，充滿了好奇，反覆央求媽媽也帶我去。媽媽起初嚴詞拒絕，過後不知為什麼，又同意了。
那時已是一九九三年了。通往山區的路已是水泥路了，媽媽也不必再騎自行車進山了，是縣裡的吉普車送我們母女進山的。
一路上我很興奮，又是背詩又是唱歌的。
我與媽媽來到了神仙頂。
在媽媽的推動下，神仙頂已經有了一間半衛生所，備有一些一般的常用藥。農民們頭疼腦熱或受了小的外傷，不必再到鄉里去，能夠不出村就買到葯和及時包紮一下了。負責管理衛生所的，都是在縣裡受過培訓的人，以姑娘們為主，類似早年間的「赤腳醫生」；媽媽經常對她們的工作進行督察指導。
我和媽媽在神仙頂衛生所裡間的小屋住下了——那小屋有床、被褥和蚊帳，我和媽媽每晚擠在一張床上睡。
媽媽帶去了一批童書、書包文具和毛巾香皂、鞋襪和挂面、奶粉什麼的，總之帶去的東西挺多的，全是她和民盟的同志捐的。
但媽媽不許我參與分發那些東西。
她說：「你又沒捐什麼，所以你沒資格分發。以後你長大了，也願意捐了，那時才有資格。」
白天，媽媽忙著挨家挨戶檢查身體、治病。她擅長針灸和推拿，連臨江市的人都曉得她在這兩方面的大名。神仙頂的中老年人排著號等待接受她的治療。
而我則立刻與神仙頂的孩子們打成了一片。確切的說法應該是——我企圖立刻與他們打成一片，交上新朋友；他們卻都與我保持一定的距離，誰都不願成為與我關係親密的人。那不是排斥；排斥是有敵意的，他們的臉上、眼裡並無敵意。也不是防範，因為我對他們毫無危險，而且我在主動向他們表達友好——他們只是將我視為「異類」。他們還從沒見過一個縣城裡的孩子，我在方方面面與他們太不一樣了。他們是些一年到頭村裡村外四處玩兒的孩子，包括女孩子的皮膚也曬得挺黑，而我則細皮嫩肉的。他們穿的幾乎都是打補丁的衣服。有的孩子的衣服就那麼前破一處後破一處的，連補丁也沒打。而我穿的雖然是最經髒的衣服，與他們的衣服比起來還是太有樣式、太乾淨了。他們中有的孩子已經過了上學的年齡卻並沒上學，而我袖子上還別著「兩道杠」。我得承認我是成心的，為了向他們證明我是優秀的小學生，以為那樣會較快就博得他們的好感，不料恰恰相反。
有一天雨後，我穿雙粉色的小雨靴蹚水玩，不經意間發現周圍已站了幾個孩子在看著我，其中一個和我年齡差不多的女孩還背著小弟弟。他們的褲腿都高挽著，都赤著腳。
他們看我的目光，使我聯想到了我的同學們在我家都愣愣地看著我時的目光。
是的，那些山裡的孩子不是串通一氣地在排斥我，也不是在防範我，我有什麼可防範的呢？——他們只不過對我太陌生了。陌生加羨慕，使他們無法與我友好起來。就像一群小野貓面對一隻家貓寶貝，我身上異於他們的「氣味」，使他們覺得和我玩在一起是不明智的，或者有失小野貓的尊嚴。
我選擇了逃之夭夭。
還有一天，幾個男孩子在一起玩「頂拐」，我從旁看著的時候，走來了一位年輕的孕婦。
她對我說有人想認識我，問我一點兒縣城裡的事，讓我跟她去見那個人。
我猶豫地問：「男孩女孩？」
她笑了，說是女人。
我說：「那最好去問我媽媽。」
她說：「人家就想聽一個女孩講的嘛。」——接著又對男孩子們說，「你們誰也不許欺負她啊！她受我保護，誰欺負她我找誰算賬！」
男孩們都說不敢不敢。
我見她在男孩子中挺有威望，而且又聲明我受她保護，就放心大膽地跟她走了。她一路輕輕牽著我的手，還不時目光溫柔地低頭看我。
她就是我二姐何小菊，那年二十六歲了。她也嫁給了一戶雜姓人家，腹中懷的已是二胎了。一九九三年，農民打工潮已經波及神仙頂了，她丈夫趙大志到外地打工去了。她有時單過，有時在婆婆家住幾天，享受享受被照顧的優待。
大我十五歲的懷著孕的二姐，牽著我這個還是小學五年級女生的小妹的手，要去見我的大姐何小芹。
我可真是我兩個姐姐的小妹妹呀！
張家貴出了那事後，使我大姐精神失常了一陣，恢復了兩年後，嫁給了另一個雜姓男人吳起。吳起比我大姐大三歲，只有小學文化，是個瘦弱的男人，也沒張家貴那種在神仙頂的男人中少見的氣質。好在他不把我大姐得過的病當回事，視我大姐為寶。他也外出打工去了，他家人嫌棄我大姐。說是精神正常了，其實往往還是不太正常。吳起只得託付我父親時常關照我大姐，防止她走失了卻沒人知道。自從大姐得了那種人見人躲的病，二姐這個妹妹反倒像是姐姐了，雖然已是別人家兒媳，仍時時關心大姐的日常起居和一日三餐，有時甚至不顧婆家的反對，乾脆陪大姐住幾天。
我看到大姐時，她正在她那破家門前鋤草。那的確是破家，房頂似乎會塌，門已歪了，門前地泥濘不堪，雜草叢生，還有雞屎鴨屎。
二姐說：「姐，別鋤了，等天晴了，地晒乾了，我鋤吧。」
大姐拄著鋤桿，看定我問：「是她？」
二姐點點頭，輕輕將我往大姐跟前推了一下，親昵地說：「讓這位姐仔細看看你模樣哈。」
大姐的衣服褲子洗過不久，挺乾淨的，卻不知為什麼皺巴巴的。她的頭髮也沒個型，顯然不常梳，有些凌亂。只有她的臉依然是俊秀的，身材也依然保持著苗條。
二姐的話使我困惑，我覺得按年齡我應該叫大姐二姐「小姨」或「小姑」才對。她倆明明都是已婚女人了，我這麼大的小女孩叫她倆姐怪怪的。
儘管我心有不解，卻還是站定不動，隨我大姐將我看個夠。
大姐的一隻手順著鋤桿一滑，蹲下端詳了我一會兒，站起身說：「沒錯兒，肯定是她。讓她走吧。」
二姐小聲問：「就這樣了？」
大姐「嗯」了一聲，接著鋤草。
二姐怔怔地看了大姐片刻，以對不住我似的語氣說：「那，就這樣吧，你可以走了。別貪玩到別處去，直接回衛生所哈。」
她的手在我頭上愛撫了一下。還沒等她的手收回去，我已轉身跑開了，像一隻被人逮住又被人釋放的小鹿。
不僅大姐的家是破敗的，神仙頂到處都呈現著破敗之相。中青年人全都到外地打工去了，我大姐二姐留在村裡，是由於她倆各自的特殊原因。中青年人，特別是男人走了，維修家園這種事女人和老人是干不好的。即使是家裡主力——男人回來了，他們也懶得對家園進行維修了。他們有了與以往不同的新的家園意識——要用他們在外地掙的錢重蓋較永久的，可傳給子孫後代的磚瓦結構的小樓。從前那種家園，他們早看不上眼了。只不過他們眼下攢的錢，還不夠實現他們的家園夢。
全村的破敗，是即將全面地舊貌換新顏之前的「遺迹」，是兩幕戲劇之間尚未清台的「場景」。
雖然我才小學五年級，那也能感受到在縣城和神仙頂之間迅速拉開的變化。玉縣當年雖然發展得並不快，卻每年都在變，每年都有新現象，一年一個樣。顯而易見地，十餘年間神仙頂只有一種變，那就是往破敗了變，似乎要被人遺棄。
第二天一早我走出衛生所時，見一個比我高點兒的男孩站在門旁。
他問：「想去捉泥鰍嗎？」
終於有一個村裡的孩子主動邀我玩兒，我當然求之不得，並沒因他是男孩而遲疑，立刻高高興興地跟他去了。
多數人家的田由女人和老人負責了，少數人家的田租給別人家了。土地一下子不值得珍惜了，有些人家捨得在窗前屋後種花了。
剛剛收割過後的稻田很軟，某些地方還汪著水。有泥鰍，也有鱔魚，不多，且小，像我的手指那麼粗細，半天才能扒開泥土捉到一條。男孩每捉到一條都讓我看看，之後才往小簍里放，彷彿我是驗收官似的。我怕泥弄到衣服上，沒下手捉。
男孩眉清目秀的，是三年級小學生。
我說那你得叫我姐。
他難為情地笑笑，挺願意地開始叫我姐。
十幾年後我才知道，他是我大姐的兒子，是我外甥——是我那精神不正常的大姐要求他主動找我玩的。
我在是小學五年級女生時就當姨了，這使我每一想到就啞然失笑；有時也苦笑——某種責任是天定的。
而當時，我渾然不知，我外甥他也蒙在鼓裡。
我沒耐心看我外甥捉泥鰍了，就獨自走到旁邊去採花。田邊開著一簇簇紫色的小花，很招人喜歡。
忽然間我聽到了我外甥的驚叫，猛抬頭一看，見一頭公山羊在追一個人，不知那人怎麼惹它了，也不知它是誰家的羊。它的個頭特大，樣子特威武，像一頭小牛。它長著兩隻約一尺長的尖尖的角。許多羊的角都是向後彎的，那頭羊的角卻是朝前彎的。那人被追急了，躍到了田裡。公羊收住四蹄瞪了我一會兒，一低頭，挺著兩隻銳角又以更快的速度向我衝來。
我站在田邊，看著它，嚇呆了。如果它真一頭頂在我身上，兩隻羊角肯定會刺穿我的胸。
就在那時，我不知被誰攔腰抱起。抱起我的人失去了平衡，仰面摔在田裡，我倒在他身上。
那人是我的生父何永旺。當時他在田裡幹活，一邊幹活一邊不時看我一眼。
他知道我是那個被他遺棄的女兒。
收割過的稻田裡，稻根的茬子很硬。他的腳被嚴重扎傷，腿上胳膊上手上也有輕傷。
結果我媽媽多了一個外傷病號。
幾天後媽媽說：「你應不應該去感謝一下那個救了你一命的伯伯呀？」
我說：「我這幾天都在這麼想。」
於是我的「校長媽媽」就帶我去見救了我一命的生父。
我生父家，或者說我們神仙頂那個家比我大姐家強不了多少，連住屋都漏雨。我生父的床上方懸掛著一塊塑料布，兜住的雨水還沒放凈。我們何家還是沒有兒子，生父那年快六十了，外出打工難以找到活幹了。他將來要能住上好房子，就只有指望他兩個女婿了。至於他們有沒有那種能力，或雖有能力願不願幫他，他當時心裡肯定是沒底的——因為他見到我和媽媽，第一句話說的就是：「住在這種惱火的家裡，真不想麻煩你方校長一次次地來」。
我媽媽安慰地說：「得往前看。」又低頭對我說，「謝過伯伯。」
我就說了句感謝的話，還躹了一躬。
生父問：「叫什麼名字？」
媽媽代我說了我的名字。
他對我的名字不理解，問有什麼講。
媽媽表情不太自然地笑了笑，說也沒什麼講，不過圖的叫起來順口，要我自己告訴他「婉之」的意思。
我對自己名字的意思當然是明白的，害羞地解釋給他聽。
「名字起得真好，還是你們文化高的人會給孩子起名。我們農民起不來這麼好的名，只會小芹小菊的隨意地起……」
他顯出很自卑的樣子。
而我的「校長媽媽」就又不自然地笑笑。
忽然他提出了一個要求：「讓我摟摟她，行嗎？」
媽媽愣了一下，隨即表情莊嚴起來，口吻鄭重地說：「行。怎麼不行呢？我很高興看到你摟摟我女兒。」
那時，他坐在床邊，垂著腿，聽了我媽媽的話，立刻向我伸出了雙臂。
可是我不情願。不是怕他。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也是我媽媽的病號，有媽媽在旁邊，我一點兒都不怕這個陌生的老男人。我是嫌他身上有股難聞的味兒——他肯定因為腳受了傷而多日沒洗澡了。
我趑趄不前。
媽媽將雙手放我肩上，輕輕向他推我，並柔聲細語地說：「伯伯愛你，讓伯伯摟摟。」當時我很奇怪媽媽為什麼不說「喜歡」兩個字而偏說他「愛」我，但我心裡剛一產生那種奇怪，就已經被他緊緊摟在懷裡了。
他好像一摟住我就不再打算將我放開似的。我聽到了他變得粗重的喘息和咚咚的心跳聲。
我從沒被誰那麼緊地摟抱過，這使我很不習慣。而且，我覺得他好像要哭起來。
我求助地扭頭看媽媽。
媽媽說：「她何伯伯，咱們該換藥了。」
他的手臂稍一松，我就掙脫身子跑出去了，一口氣跑到離他家挺遠的地方……
我和媽媽離開神仙頂的前一天下午，媽媽正歸整東西，有人在外邊叫「方校長」。
我趴在窗檯，見門前有位老爺爺，下巴留著半尺長的鬍子，幾乎全白了。
我媽媽邁出門，尊敬地稱他「老支書」。除了我二姐、大姐和生父，他是我「接近」的第四個神仙頂的大人。我說「接近」的意思是，聽得到他們說的話，看得清他們的表情。前三個大人給我的印象都有些古怪，這反而使我對神仙頂的大人們產生了好奇心。至於其他大人，他們只不過遠遠地望過我，我也在同樣遠的距離內望到過他們，但互相沒接近過。
老支書看了我一眼，對我媽媽小聲說：「我心裡明鏡似的。」
我媽媽也小聲問：「您有何指示？」
他說：「除了對黨員我還有些權力，再就管不了那麼多了。可方校長，咱倆認識快三十年了，互相很了解。有幾句話，我必須說在你當面。」
媽媽謙恭地回答：「請老支書教誨。」
「嗨！你呀，你叫我怎麼說你好？全縣挑不出幾位你這麼優秀的女同志，可這件事，你明白我指的什麼事，你做的它就欠思量！……」
老支書說得激動起來，想指著「校長媽媽」說，可剛一朝她舉起手，立刻又垂下，背身後了。
「我猜到了您會批評我，可我想，有朝一日她也許還是會與這裡……所以……」
我頭一次見到我媽媽說話不自信的樣子。
「神仙頂是什麼地方你不清楚？有朝一日真會變成神仙住的地方？你……咱們就是放生，那也得替動物選選地方吧？老話說，幫人幫個急，救人救到底，希望你方校長再三考慮，就這話！……」
他一說完，倒背一隻手，邁著大步走了。另一隻手，隨著他的步子忽前忽後地甩。
媽媽進屋後，我問：「媽媽，你做錯什麼事了，惹得他那麼生氣地批評你？」
媽媽一邊繼續歸整東西一邊說：「他沒生氣，他只不過有點兒激動。媽媽沒做錯什麼，他那也不算批評。有些事，大人之間看法不同，很正常。」
我又小聲問：「是與我有關的事嗎？」
媽媽停止歸整，扭頭看著我嚴肅地說：「純粹大人們之間的事，怎麼會跟你小孩子有關？不許胡思亂想。神仙頂的事，和你一輩子都沒關係。」
離開神仙頂時，我跪在吉普車后座，從小小的後窗望著越來越遠的神仙頂以及它周圍的一切，暗想那種地方除了破敗的確再無使人印象深刻之處，完全不值得再去第二次。而那裡的怪怪的四個大人，誰都是我喜歡不起來的人。只有那個帶我捉過泥鰍的男孩，在我心裡保留了一點點好感；臨行沒再見到他，沒與他告別，使我心裡多少有些遺憾。
回到縣城後，沒過幾天我就將神仙頂以及那裡的人們徹底忘了。畢竟，一個很窮而人又古怪的地方，在小孩子的頭腦中估計最長也就只能保留幾天的記憶吧？
只有那個男孩兒的樣子，還偶爾出現在我腦海中……